大神同学想被吃掉的樱花

我说：不，比原来那个快多了，你看这钢圈，这轮胎，比原来的大多了，你进去试试。

我最后一次见老夏是在医院里。当时我买去一袋苹果，老夏说，终于有人来看我了。在探望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表示如果以后还能混出来一定给我很多好处，最后还说出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作家是不需要文凭的。我本以为他会说走私是不需要文凭的。

而那些学文科的，比如什么摄影、导演、古文、文学批评等等(尤其是文学类)学科的人，自豪地拿出博士甚至还加一个后的文凭的时候，并告诉人们在学校里已经学了二十年的时候，其愚昧的程度不亚于一个人自豪地宣称自己在驾校里已经开了二十年的车。

年少的时候常常想能开一辆敞篷车又带着自己喜欢的人在满是落叶的山路上慢慢，可是现在我发现这是很难的。因为首先开着敞篷车的时候旁边没有自己喜欢的姑娘，而有自己喜欢的姑娘在边上的时候又没开敞篷车，有敞篷的车和自己喜欢的姑娘的时候偏偏又只能被堵车在城里。然后随着时间过去，这样的冲动也越来越少，不像上学的时候，觉得可以为一个姑娘付出一切——对了，甚至还有生命。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

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