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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的文学哲学类的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要大得多。

我说：不，比原来那个快多了，你看这钢圈，这轮胎，比原来的大多了，你进去试试。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一凡说：别，我今天晚上回北京，明天一起吃个中饭吧。

然后那老家伙说：这怎么可能成功啊，你们连经验都没有，怎么写得好啊?

服务员说：对不起先生，这是保密内容，这是客人要求的我们也没有办法。

此事后来引起巨大社会凡响，其中包括老张的老伴和他离婚。于是我又写了一个《爱情没有年龄呐，八十岁老人为何离婚》，同样发表。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第一是善于联防。这时候中国国家队马上变成一只联防队，但是对方一帮子人在一起四面八方冲呢，防谁呢?大家商量一阵后觉得中国人拧在一起才能有力量，不能分散了，就防你这个脚下有球的家伙。于是四个以上的防守球员一起向那个人冲过去。那哥儿们一看这么壮观就惊了，马上瞎捅一脚保命，但是一般随便一捅就是一个单刀球来，然后只听中国的解说员在那儿叫：妙传啊，就看江津了。于是好像场上其他十名球员都听到了这句话，都直勾勾看着江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