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神相

老夏马上用北京话说：你丫危急时刻说话还挺押韵。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费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

孩子是一个很容易对看起来好像知道很多东西的人产生崇拜心理的人，可是能当教师的至少已经是成年人了，相对于小学的一班处男来说，哪怕是一个流氓，都能让这班处男肃然起敬。所以首先，小学的教师水平往往是比较低的。教师本来就是一个由低能力学校培训出来的人，像我上学的时候，周围只有成绩实在不行，而且完全没有什么特长，又不想去当兵，但考大专又嫌难听的人才选择了师范，而在师范里培养出一点真本事，或者又很漂亮，或者学习优异的人都不会选择出来做老师，所以在师范里又只有成绩实在不行，而且完全没有特长，又不想去当兵，嫌失业太难听的人选择了做教师。所以可想教师的本事能有多大。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北京一直考虑要一个越野车。

当文学激情用完的时候就是开始有东西发表的时候了。马上我就我隔壁邻居老张的事情写了一个纪实文学，投到一个刊物上，不仅发表了，还给了我一字一块钱的稿费。

最后我还是如愿以偿离开上海，却去了一个低等学府。

但是发动不起来是次要的问题，主要的是很多人知道老夏有了一部跑车，然后早上去吃饭的时候看见老夏在死命蹬车，打招呼说：老夏，发车啊?

至于老夏以后如何一跃成为作家而且还是一个乡土作家，我始终无法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