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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次日，我的学生生涯结束，这意味着，我坐火车再也不能打折了。

说真的，做教师除了没有什么前途，做来做去还是一个教师以外，真是很幸福的职业了。-

半个小时以后我觉得这车如果论废铁的价钱卖也能够我一个月伙食费，于是万般后悔地想去捡回来，等我到了后发现车已经不见踪影。三天以后还真有个家伙骑着这车到处乱窜，我冒死拦下那车以后说：你把车给我。

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

我在上海看见过一辆跑车，我围着这红色的车转很多圈，并且仔细观察。这个时候车主出现自豪中带着鄙夷地说：干什么哪?

不过北京的路的确是天下的奇观，我在看台湾的杂志的时候经常看见台北人对台北的路的抱怨，其实这还是说明台湾人见识太少，来一次首都开一次车，回去保证觉得台北的路都平得像F1的赛道似的。但是台湾人看问题还是很客观的，因为所有抱怨的人都指出，虽然路有很多都是坏的，但是不排除还有部分是很好的。虽然那些好路大部分都集中在市政府附近。

路上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一样的艺术，人家可以卖艺，而我写作却想卖也卖不了，人家往路边一坐唱几首歌就是穷困的艺术家，而我往路边一坐就是乞丐。答案是：他所学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会的，而我所会的东西是每个人不用学都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