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神同行1罪与罚

说完觉得自己很矛盾，文学这样的东西太复杂，不畅销了人家说你写的东西没有人看，太畅销了人家说看的人多的不是好东西，中国不在少数的作家专家学者希望我写的东西再也没人看，因为他们写的东西没有人看，并且有不在少数的研究人员觉得《三重门》是本垃圾，理由是像这样用人物对话来凑字数的学生小说儿童文学没有文学价值，虽然我的书往往几十页不出现一句人物对话，要对话起来也不超过五句话。因为我觉得人有的时候说话很没有意思。

这是一场进攻的结束，然后范志毅大将军手一挥，撤退。于是就到了中国队最擅长的防守了。中国队的防守也很有特色。

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费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

然后我推车前行，并且越推越悲愤，最后把车扔在地上，对围观的人说：这车我不要了，你们谁要谁拿去。

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对于这样虚伪的回答，我只能建议把这些喜欢好空气的人送到江西的农村去。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然后老枪打电话过来问我最近生活，听了我的介绍以后他大叫道：你丫怎么过得像是张学良的老年生活。

第一是善于打边路。而且是太善于了，往往中间一个对方的人没有，我们也要往边上挤，恨不能十一个人全在边线上站成一队。而且中国队的边路打得太揪心了，球常常就是压在边线上滚，裁判和边裁看得眼珠子都要弹出来了，球就是不出界，终于在经过了漫长的拼脚和拉扯以后，把那个在边路纠缠我们的家伙过掉，前面一片宽广，然后那哥儿们闷头一带，出界。

第二笔生意是一部桑塔那，车主专程从南京赶过来，听说这里可以改车，兴奋得不得了，说：你看我这车能改成什么样子。